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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再是单纯的“建设战”,更是深刻的“运营战”。在这个过程中,乡村运营成为激发内生动力的核心引擎,强村公司成为整合资源的关键抓手,智慧升级成为赋能发展的核心工具,人才破局成为激活活力的根本保障。这些创新实践不仅在浙江大地上开花结果,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乡村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浙江“千万工程”自2003年启动以来,历经20多年的持续实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治理的标志性工程。这一工程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切入点,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通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系统性行动,彻底改变了浙江农村的面貌。
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浙江农村实现了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历史性转变。据统计,全省90%以上的村庄开展了环境整治,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均达到95%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9%以上。更重要的是,“千万工程”不仅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更重塑了乡村的发展理念,推动了乡村从单纯建设向建设与运营并重的深刻转变。
“千万工程”实施20多年来,浙江乡村发展经历了从“建设为主”到“建设和运营并重”的战略性转型。早期阶段,重点解决的是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等基础性问题;而在新时代,“千万工程”更加注重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创造。
这种转型的核心在于:从“输血式”建设转向“造血式”运营,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从单一环境整治向综合价值开发拓展。浙江各地积极探索“谁来运营、运营什么、怎么运营”的实践路径,努力构建“业态融合、多元赋能、价值转化、利益联结”的乡村运营体系。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乡村建设的效率和质量,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从“美丽风景”到“美丽经济”的华丽转身。
浙江“千万工程”的成功实践,不仅为浙江自身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更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的核心价值在于:
一是系统性思维。将乡村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统筹考虑环境整治、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
二是可持续理念。注重乡村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可持续运营,通过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确保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是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通过乡村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共同富裕。
四是因地制宜原则。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采取差异化的治理策略,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这些经验不仅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也为全球乡村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参考。
乡村运营的核心在于通过创新性的统筹规划,将乡村的生态资源、产业资源、文化资源等各类要素有机整合,形成发展的合力。浙江各地在乡村运营实践中,积极探索资源盘活的新路径、新模式。
在生态资源方面,浙江注重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通过生态价值评估和转化机制创新,让生态资源成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资产。例如,通过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方式,探索乡村山水林田湖等资源性资产的价值转化渠道。
在产业资源方面,浙江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引导和支持运营主体全面融入“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发展,通过高效运营带动乡村产业体系提档升级。据统计,全省148条“土特产”重点产业链产值已达2785亿元,其中常山胡柚围绕一颗果已开发出八大类108款产品,产业总产值有望突破70亿元。
在文化资源方面,浙江加强对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统民俗的发掘和传承,推动乡村文化从传承保护向活化利用拓展延伸,构建“挖掘—转化—变现”的全链条文化价值转化体系。
海宁市“大桃园”片区的实践是浙江乡村运营的典型案例。该片区以盐官镇桃园村为重点村,联动3镇12村,通过片区化、差异化发展花卉、稻米、果蔬三大亿元产业,形成了“村企合作互动型”的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以桃园村为核心,创新“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依托塔莎园艺等龙头企业带动片区发展。通过产业融合联动实现村企协同共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三芯”全面发展。
具体实践中,各村根据自身资源禀赋进行差异化种植:桃园村种植康乃馨、万寿菊,红友村种植朱顶红,郭店村种植月季、绣球等,200多个花卉品种实现合理分布、统一产销。每个进入组团发展的村庄每年都能获得土地租金+收益分红,一个村集体每年都有20万元到200万元不等的收益。
到2024年底,片区内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平均增长34.8%,村民收入增长28.3%,片区内的10个村2024年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达327万元。这一实践证明,通过片区组团发展,可以有效破解单个村庄资源分散、力量薄弱、空间受限的困境,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浙江乡村运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业态融合与价值转化。通过引导运营主体顺应市场消费新趋势,发展研学、文创、露营、村咖、民宿农家乐、电商直播、宠物经济等新兴业态,推动村集体收入来源从物业经济为主向复合型、体验型“产+销”农文旅深度融合拓展。
在业态融合方面,浙江各地积极探索“农业+”“文化+”“旅游+”等跨界融合模式,通过引入休闲观光、研学团建、民宿、农家乐、农事节庆等多元化业态,丰富乡村经济发展形态。例如,安吉县孝丰镇夏阳村联合相邻赋石、赤坞两村和赋石水库成立赤夏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打造小杭坑生态露营项目,吸引小红书总部、携程露营培训学院落户,举办长三角露营大会,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175万元。
在价值转化方面,浙江注重通过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电商平台等手段,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通过注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等方式,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乡村特色品牌,实现从资源到资产、从资产到资本的转化。
乡村运营“浙十条”,为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资料图
强村公司是浙江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涌现的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的创新载体。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集体所有制确保公共利益,通过市场化运营提升经济效益,两者有机结合,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强村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依法登记设立,以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为目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投资、参股组建的公司实体,实行公司化运营并兼顾社会效益的企业统称。这种组织形式既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公有性质,又引入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机制,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浙江强村公司的成功实践,一个重要因素是构建了政府、村集体、企业、农户多元利益联结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实现各方共赢,确保乡村运营的可持续性。
一是“资源入股+保底分红”模式,让村民通过土地、房屋等资源入股,获得稳定的分红收益。
二是“订单收购+价格保护”模式,通过订单农业等方式,保障农民的种植收益。
三是“托管服务+就业带动”模式,通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民就近就业。
例如,湖州练美农业公司形成了“127”分配模式——10%利润帮扶低收入群体,20%村民分红,70%用于再生产。这种模式既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收益,又为企业提供了再发展的资金支持。
湖州市强村公司的实践是浙江模式的典型代表。截至2024年,湖州市已组建强村公司386家,实现欠发达村全覆盖,分红近2亿元,带动近万农户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
资产盘活模式:采用“资产梳理+收储整合+改造提升+项目招引+多元合作”的方式,整合利用各类土地资源和闲置低效利用的房产,通过出租、入股、共同经营、流转管护等方式与企业合作,充分挖掘闲置资产潜力。
产业带动模式:采用“强村公司+村集体+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的方式,结合区域特色产业,由强村公司联合村集体或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绿色产业、光伏水电、农产品加工等。
乡村经营模式:通过整村运营、片区打造、组团发展等多种方式运营乡村资源,积极引入休闲观光、研学团建、民宿等业态。
物业服务模式:承接政府、企业、城镇小区、村、农贸市场等垃圾分类、环境保洁服务项目。
这些模式的成功实践,不仅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农民就业增收,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局面。
数字化技术正成为乡村运营赋能的核心工具。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大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
在智慧治理方面,浙江各地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乡村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例如,义乌的强村公司管理系统整合“三资”监管、项目招投标等功能,降低运营成本20%以上。浙江移动全面开展数字乡村升级计划行动,推动乡村治理增效,使得乡村治理更加科学、高效。
在智慧农业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江西南昌大田农社部署500台农情监测站,结合AI虫情识别系统使农药使用量减少30%;新疆棉花种植区智能灌溉系统实现节水20%;盐都区数字农田通过区块链溯源带动农产品溢价25%。
浙江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注重构建统一的智慧平台,通过数据驱动实现精准决策。依托浙农经管2.0数字化应用,构建村集体资产“一码”管理机制,推进农村产权交易数据全省集成。
一是建设数字驾驶舱,整合治安、环境、应急等多维数据,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干预的转型。
二是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复刻村庄实景,通过高空摄像头、水位传感器实现洪涝灾害秒级预警。
智慧农业是数字化技术在乡村运营中的重要应用领域。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精准化管理。
江南南昌大田农社:通过农情监测+AI虫情识别系统,实现了农药减量30%的显著成效。该系统通过部署500台农情监测站,实时监测作物生长状况和病虫害情况,结合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精准识别和预警,大大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新疆棉花智能灌溉:通过智能灌溉系统的应用,实现了节水20%的目标。该系统根据土壤湿度、气象条件等因素,自动调节灌溉水量和时间,实现了水资源的精准配置和高效利用。
盐都区数字农田:通过区块链溯源技术,带动农产品溢价25%。该技术为每批次农产品建立唯一的数字身份,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产品的生产全过程,增强了消费者的信任度,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价值。
这些案例充分证明,数字化技术不仅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农产品增值、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仙居各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青创社团主理人以及青年大学生代表畅聊入乡创业就业经验和建议 资料图
人才是乡村运营的第一资源。浙江鄞州区率先探索的农村职业经理人模式,为破解乡村人才短缺问题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系统化制度设计、专业化人才培育、市场化资源整合,构建起“人才进村-产业兴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良性循环。
在制度设计方面,鄞州构建了“精准选村—优中选才—科学考核”的闭环体系:先从村情禀赋、资源特色、干部队伍三维度筛选试点村,避免大水漫灌;再以“懂市场、善运营、有技术、能管理、爱农村”的“五星”标准,通过全国首创的乡村CEO路演招募优秀团队。
鄞州在人才培育方面,建立了“智库+资源+实践”的立体化支撑网络。联合浙江农林大学建立专家工作站,提供“一村一策”指导;整合9项人才扶持计划开展12场理论+实战培训,实现团队全覆盖;搭建乡村运营资源库与业态服务平台,对接20余家科技企业、30余家合作单位。
整合方面,鄞州通过“20万补助+20万绩效+收益分成”的阶梯激励,激发团队长期服务动力。同时,建立“四方利益共同体”考核机制,将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与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纳入核心指标。
截至2025年10月,鄞州12支职业经理人团队已带动66宗闲置农房“焕新”、60余个乡村业态落地、超5000万元社会资本注入,催生出多个标杆案例:
城杨村漂流经济:面对“生态资源丰富但转化能力弱”的困境,职业经理人团队引入2000万元亭溪漂流项目,实现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提供50个灵活就业岗位,通过引入17家特色业态激活全域消费,推动村房溢价率达200%、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翻倍。
岐下洋村品牌农业:依托毗邻经开区的区位优势,职业经理人团队聚焦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建设“岐迹共富农场”、打造“岐美风物”特色品牌,最终带动农产品附加值增长52.5%。
走马塘村研学产业:依托“中国进士第一村”的文化资源,打造研学营地并带资2000万元完善业态。
这些案例证明,专业运营能让“沉睡的生态资源”转化为“持续的经济收益”,更能通过业态联动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浙江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坚持“四个融合”——产业融合、功能融合、生态融合、社会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产业融合方面,浙江通过构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形成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全省已公布87条省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涵盖146个中心镇、581个重点村组团片区,轴域面积覆盖超七成县域常住人口。
在功能融合方面,浙江注重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置,通过数字技术手段,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
在生态融合方面,浙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推进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在社会融合方面,浙江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浙江在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推动优质资源向农村倾斜,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1.9:1,走在全国前列。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通过山海协作工程,促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山区26县GDP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通过股权激励、收益分红等方式,让更多农民分享产业发展红利,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持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为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浙江20多年的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不是“涂脂抹粉”的表面工程,而是“精雕细琢”的系统工程。其核心逻辑可概括为:以运营为核心,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数字技术为工具,以人才为支撑,激活乡村内生动力。面向未来,乡村振兴需进一步深化“三个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单点突破”向“系统协同”转变。
浙江样本的时代价值,不仅在于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方法论,更在于证明:共同富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通过具体实践落地的生活图景。当更多地方能将“浙江经验”转化为“本地方案”,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必将照进现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